这个亲手摸过核弹，经历过核辐射的男人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153 篇文章

题图：来自作者。

作者：魈贝克 ，前咨询顾问，曾就职麦肯锡，Oliver Wyman，德勤。现居上海，热爱红酒和网球。本文来自：笨拙在上海（ID：BZ_shanghai）。

写在前面：

本篇讲述七八十年代老安的核试验工作。与前两篇不同，这篇内容显得有点碎片化。访谈时，老安起初只是说起几件印象深刻的小故事，譬如往飞机机舱装猴子，黄羊追着卡车跑，被核辐射烧的浑身脱毛的战士。说着说着，惊险大片浮现出来，譬如核弹放不下来只能飞回机场。林彪叛逃，毛主席去世，中美关系复苏，都开始和老安的工作发生关系。有了这些时间节点辅助，碎片好歹串起来了。之所以碎片，一方面老安自己终年在戈壁滩、北京、沈阳三地间奔波，一方面全家两地分居十年，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我让老婆和岳母回忆，她们对老安那十年在干啥，几乎空白。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年代，空虚的灵魂仿佛很少。访谈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问老安，为什么你那时候做这个，不做那个，老安想半天说，没得选。是因为环境让他没得选，还是他的主体原因，他的个性使他不愿选？突然想起后浪视频里有个演员念到：后浪，要珍惜选择的权利。全文一万字，阅读时间大概二十分钟。

补充一段家属回忆：

父母从我出生开始两地分居，直到我 10 岁，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才调离沈阳，搬到北京。记忆中的全家人每次团聚都伴随绿皮火车的嘈杂、车站的人挤人、逃难似的拖家带口。

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沈阳，没有人帮忙。从一个没做过饭，只会弹琴，到处参加演出，追求进步的文艺女青年，一下子变成因为孩子年幼生病，而不断请假的落后群众，心理落差极大。每次老安回沈阳探亲，我的记忆中都是母亲无时无刻对他的数落，催他换单位回沈阳。

父亲到底在北京做什么，我一点不知道。知道他参加过核试验，也是因为听到父母曾担心，弟弟是在父亲被辐射之后出生的。要不是这次疫情，真不知道父亲去过这么多次戈壁滩。

听说父亲的一个同事，成功逃离北京，回到河南郑州老婆孩子身边。这位同事长期失眠，每天到了下班时间，就去找空一所的政委谈思想，一谈就是一整夜，把政委的身体都拖垮了，这才成功转业，结束了两地分居的苦日子。现在回过头看，这不就是典型的抑郁症吗？

第四章：参与核试验（1970–1980）

▍暂别 601 所，再次参军，护航核弹

1970 年，歼八飞机在西安试飞顺利，试飞达到高空高速设计指标。试飞组全体回沈阳休整。提心吊胆的心情缓缓平复，回到沈阳见到了离别很久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没想到才到家几天，就接到所干部科的通知和调令，立即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报到。

心情可想而知，家有爱妻和女儿，又要离开自己苦心钻研，即将获得重大成果的歼八设计工作，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老安去找干部科科长，问他能否不去或是推迟报到时间。科长说，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调令都来了，听说来头不小，去吧。老安不死心，又找了所长叶正大，所长知道内情，但只说工作需要，你要服从调动，尽快报到。原来空军从飞机设计研究院调一批人，专门成立一个空军司令部直属的研究室，研究飞机投核弹飞行安全，以及遇到敌人使用核武器时，对我方地面飞机如何防护及修理。

为什么要研究飞机投核弹？初次核试验，放在铁架子上引爆成功后，下一个显然的任务是如何把核弹投送到敌方。那时，中国还没有现在的东风导弹，必须靠飞机投射核力量。光靠慢吞吞的大型轰炸机，实战不可行，肯定会被敌方防空部队打下来。所以小飞机投弹很重要，因为速度快，可低空飞行，尤其是对地面坦克部队杀伤力大，突防能力强。总体说来，光拥有核弹还不够，一要小型化，二要导弹和飞机能投放，才能达到“实战可用”，才有威慑力。1972 年中俄珍宝岛战役，最后没有升级成更大规模的战争，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已经有实战可用的核弹力量。

咱们说国家大事，回到基层生活。601 所干部科的科长对老安说，家属的问题你不要担心，最快半年，最晚一年，家属就可以随军调到北京。实际情况是老安到北京之后，岳母她们用了十年时间才调到北京。为啥这么长的时间呢？怪林彪。老安调到北京不久，1971 年发生 913 事件，林彪全家逃往苏联途中坠机。整个空军（林立果当时在空军势力很大）大清查，吴法宪司令第一个下台，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老安这种家属调动的私人问题，成了没人管的小问题。

1970 年底，老安整理行装，买好火车票，到北京空军司令部报到，第二次参军。跟电影芳华里何小萍第一天到部队的情形类似，第一天报到，就先领了整套的军装和军用生活用品，然后被发往位于南苑机场的空军第一研究所开始工作。

研究室主任老陈曾经是水上飞机研究所总工程师，留苏回来的。老史，解放前参加革命，是山东一个印刷厂的排字工人。老史是劳模，被选中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大学。老史原来就是空军的，最早参与地面飞机在核爆炸条件下的防护研究。原来空军搞地面试验已有四人，其余全是从航空工业部各个研究所调来的技术研究员，还有一个留苏的航空材料专家。室里的同事们除了一两个本来就分配在北京的，其他人都由外地调来，不带家属，十几个两地分居的家庭。

第八研究室业务属空军司令部直接管理，研究所只负责提供办公场地和后勤工作。第八研究室全称是空军核武器试验使用和防护研究室。

▍第一次参与核试验

1971 年，空一所八室所有人都奔赴楼兰孔雀河边的核实验基地，对地面爆炸进行实地测量，采集数据。老安第一次到核试验现场，对他来说，相当于一次实习。

马兰基地位于南疆罗布泊的西端。整个马兰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接近 10 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面积，是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主要担负我国核试验（实验）的组织指挥、理论研究、测试分析、工程技术和勤务保障等任务。

摘自网络：罗布泊在几个备选场址中应该是距离台湾最远的一处，在那个侦察卫星尚不完善的年代，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的核动向，只能是通过驻扎在台湾桃园空军基地的国民党空军第 35 中队（即“黑猫中队”，对外称“空军气象侦查研究组”）利用 U-2 侦察机高空突防、秘密潜入执行侦察任务。就当时来讲，大陆的核活动在地理上距离台湾越远也就越安全，比如兰州铀浓缩工厂、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都选在大西北。这些工厂设施在选址时中苏尚处于蜜月期，所以并未考虑苏联方面的威胁。

第一次成功爆炸原子弹是在 1964 年。1971 年老安和同事们一起去的试验基地，已初具规模。基地建在沙漠的无人区，大家从北京坐火车到吐鲁番。住在吐鲁番的兵站，等其他人到齐之后一起去位于沙漠的核试验基地。老安对吐鲁番兵站的印象是当地寸草不生，看不到任何生物。有一天，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巨大的苍蝇，有大拇指手指盖那么大。同行的老张想把苍蝇拍死，老安阻止了他，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活物，别打死它。老张后来一直拿这件事开老安的玩笑。

陆陆续续各单位参与实验的都来到兵站，人凑齐之后，军用卡车出发。大家两排面对面坐在卡车后面，路面是搓板路，一路颠簸下来，垫在屁股底下的军用背包都磨破了。卡车开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到达马兰基地，在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乘车半日才到达试验现场附近的营地。

乘坐军用卡车还算舒服，殿后的另一位同事老朱，坐的是运输物资的闷罐车。他在闷罐车里坐了好几天，做饭也在闷罐车里，非常难熬。

▍不离不弃的黄羊夫妇

从兵站到基地的路上，还碰到一桩奇事。军事禁区，人烟稀少，黄羊大量繁殖。车队在沙漠里行驶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群一群的黄羊。黄羊也不知道躲避，结果有一只过路时被车撞死。大家没想到的是，这只黄羊有个伴侣，看到自己的爱人被撞死之后，非常愤怒，一路追赶车队，要跟车队拼命。这头黄羊尾随车队好几公里，不停地追赶，用头撞车。最后终于把自己也撞死。

到达基地之后，两只黄羊成了大家的晚餐。同去的人里面，有一少部分人很警觉，坚决不吃这两只黄羊肉做的菜。不是因为他们有感于黄羊的爱情，而是担心这些当地黄羊受过核辐射，吃了不安全。老安第一次去，也不懂，跟着大家吃了黄羊肉。

▍基地的生活

基地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无人区没有水。旁边的孔雀河因为上游把水截住，枯了好多年。基地挖了两口深井，运来的水就存在井里，供大家使用。实验结束之后，再把水井口封住。有一次，水井口没有封严，周围的黄羊闻到水的味道，冲到井里喝水，结果出不来就死在井里。第二年再去基地的时候，只能把黄羊的尸体打捞出来，对水井进行消毒，再接着用。

基地的房子都是一半挖在地下，一半用砖砌起来，为防风。沙漠里风沙很大，不能建太高的建筑。

基地里有各个不同部队来参与试验。老安的小组来自空军，空军除了派来这十几个技术人员外，还从部队抽调了军人，运来多架停飞的飞机。这些飞机被摆放在地面相距爆心的不同位置，用来测量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和冲击波对飞机的损坏程度。这些数据对未来飞机地面防护和修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到了基地之后，同去的官兵们就开始组织参观第一个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现场，就像是旅游团。我问老安，“你们不知道现场有辐射吗？”一开始他不承认，说“都过去六七年，有什么辐射？”我不同意，“切尔诺贝利爆炸都三十年了，现在不是还不能住人吗？”老安这才承认，“那时候也没想太多，官兵们组织去看，就跟着去了。确实有辐射，我们也没做防护。不过时间很短，应该问题不大吧。” 

爆炸现场很壮观，第一颗原子弹是在放在一个铁塔上爆炸的，铁塔被拧成麻花。氢弹爆炸现场的沙石都被融化成玻璃，可以看到玻璃水流动凝固后的水滴形状。地面厂房、民房建筑已全部被摧毁。特别显眼的是一座圆柱形粮仓还完好的坐落在那里，没遭到破坏，这就是现在很多粮仓都修建成圆柱形的原因。

同时参加核试验的还有多个兵种，民防、水利、运输等等。几年前在一次老干部联谊活动上，老安还偶遇一位气象部门负责核试验气象预测的专家。可见当年参与核试验的人真的可以称为举全国之力。

工程兵们最辛苦，在爆炸前就建好防热核爆地库，机库，导弹发射井，以及地铁站、水坝、城市等，类似今天电影拍摄重建一个场景。爆炸点的地下，还造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城，模拟北京城地下防空设施，测量地下结构在核战争发生时，可能的影响。老安第一次进入到爆炸区，非常震撼。

▍第一次目击核爆

老安所在的项目组长是老史。老史参加过多次核爆试验，是项目组里最有经验的。

核爆之前，准备工作很多。同来的空军部队官兵帮助项目组把带来的飞机一架一架根据要求在不同的位置摆好。爆炸后，工作就更多，如何行动，要多次预演。最危险的任务是在爆炸刚结束的时候，进到核心区采集数据。当时爆炸后进入核心区拉飞机的，就有老安。

还有一项任务是到爆炸原点的地下掩体取样。这项工作最危险，因为原点辐射量是最高的。起初，老史把任务分给老张，要求爆炸后尽快取样。老张提出刚爆炸完的辐射太强，对人体伤害太大，认为没有必要刚爆炸完就进去取样，过一段时间去取，效果是一样的。老史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毛主席和党有深厚的感情。没人敢去，老史自己亲自去爆点取样。退休之后，老史是办公室里第一个得癌症的，胰腺癌，十年前去世。他的病是不是跟当年不注意自我保护有关呢？

老安的任务是和其他官兵一起把核爆区的一架飞机拖回基地，对核爆落下的放射性灰尘进行冲洗，测量冲洗前后留下的辐射量有多少。他是组里最年轻的，来基地相当于实习生，便被分配了这个脏苦任务。去拖飞机的所有人乘坐一辆敞篷车，大家都穿着防护服，随身携带辐射测量笔。

由于之前预演多次，爆炸结束后，大家很熟练地把飞机拖了出来。辐射笔如果记录的辐射值超标，回来后要接受治疗。此外，参加过核试验的人，后来都得到疗养的机会，每参加一次试验，可疗养一个月，一般去空军疗养院疗养。老安参加多次核试验，疗养次数不少，最常去的是位于杭州的空军疗养院。

空军疗养院主要是给空军飞行员用的，保证飞行员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飞行员每年都疗养。老安这批科研人员去疗养的是特例。他第一次去杭州空军疗养院时，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很惊奇，这是疗养院首次接待科研人员。空军疗养院建在各地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杭州疗养院就建在西湖旁边，位于毛主席常住的中央疗养院后面。疗养期间，吃的很好，是飞行员的伙食标准。有慢性病治疗，还有恢复健康的各种理疗。平常出去散步，西湖边美景对恢复身心健康起了很大作用。

试验结束后，在沙漠冬天来临之前，老安和同事们拿到需要的数据，回北京进行分析工作。

▲ 年轻时的老安。

▍核试验及使用研究

老安主要研究保证投核弹飞机的飞行安全，及空军作战使用核弹的有关问题。

1. 核弹爆炸对飞机的破坏作用

核弹是原子弹和氢弹的统称。核弹爆炸后会产生光辐射，冲击波，电磁辐射和放射性污染。空中飞行的飞机主要遇到光辐射和冲击波的破坏。由于核爆炸的巨大能量，核反应产生千万度高温，同时爆炸产生的巨大能量压缩空气产生巨风，称为冲击波，从爆心向周围推进。光辐射和冲击波的强度取决于核弹的爆炸当量和距离爆心的距离。核弹当量就是核弹爆炸时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多少吨黑色炸药的能量，如 1-2 万吨（当年美国炸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就这么大）、10 万吨、百万吨 TNT。

光辐射会烧坏飞行员眼睛，衣服着火，严重的可将飞机烧化。冲击波产生的巨风，可使飞机飞行动态变化，变得不可操纵，甚至空中解体。

空中飞机防光辐射主要进行座舱防护，如戴墨镜，座舱放光仓帘等。防冲击波破坏主要让飞机最快速度飞离爆心达到安全距离。老安主要研究飞机防止冲击波的破坏课题。

2. 投核弹飞机的安全论证

大型轰炸机投核弹，如轰 5、轰 6 飞机，都采用水平投弹，即投弹后飞机用最大平飞速度前进。核弹爆炸时，光辐射和冲击波对飞机造成多少破坏，能否保证投弹飞机安全，主要取决于飞机投弹后能逃出多少距爆心的距离。根据飞机飞行速度，核弹的弹道和下落时间，以及核爆炸的当量计算，核弹当量增大时，可以增大核弹降落伞面积，延缓爆炸时间。

小飞机投弹方式和大型轰炸机不同。譬如强 5 飞机，超低空进入投弹，打坦克群，打航空母舰，核弹上不能带降落伞。飞机采用上仰轰炸方式，瞄准目标后，向上迅速拉起在空中翻身滚转退出，炸弹随弹道继续向前飞行，飞机则反方向飞走。这样，飞机脱离的距离增大，可保证投弹飞机的安全。

每次核试验之前都要都要进行安全论证，写出安全论证报告，在基地实施核试验时，领导小组要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讨论投弹安全的论证结果。这个会议一般由朱光亚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钱学森，程开甲及基地相关领导们。汇报会通过后，就可进行投核弹试验。

3. 飞机上仰轰炸最佳轨迹研究

老安用飞机的性能参数和核弹的弹道参数，通过飞机运动方程和弹道方程，用计算机模拟进行大量计算，计算出强五甲型机（机腹带弹）上仰轰炸的最佳飞行轨迹，使能投核弹的当量增大很多，还亲自到部队用模拟弹投掷，培训了一批上仰轰炸的飞行员，使强击机核弹部队处于实战状态，收到部队的赞扬。

因这个成果，老安立三等功。该成果在空军司令部科研部展出，空司各业务部门，包括作战部，都派人来参观学习，首长里参谋长、空军副司令都来了。老安亲自上阵，用四川口音给大家讲解飞机上仰轰炸的方法，最佳投弹轨道以及飞行员的操纵办法，还绘制了很多图表，当时属首创。《解放军报》记者知道消息后，采访老安，并头版整版报道他的事迹。

▍核试验的保密工作

核试验的保密工作十分严格，研究人员不能对小组外任何人透露情况，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告诉，特别是在核试验期间，家人通信是绝对禁止的。老安第一次去核试验基地时，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写信，家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当时岳母还在沈阳，对北京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好到老安原单位 601 所打听消息。所里也没人知道情况，岳母非常着急，到处打听。这时就有好事之徒传出谣言，说老安是林彪“小舰队”成员，被抓起来了。因为当时 913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不久，空军确实在清查林彪的小团体。家里人听到谣言，心里着急，无能为力，只能干等，听天由命。等老安从核试验基地回来之后，终于联系上妻女，报平安，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核试验期间，通信保密很重要。当时基地跟北京的联系是专用线路，据说从新疆到北京的电线杆下面都有民兵守护，保证线路通畅，防止敌特偷听。

▍核试验时的气象保障

核试验需要专门的气象保障团队，测量地面和空中的风速和风向，预测试验时的天气情况。地爆时，要保证放射性灰尘落到无人区，绝不能飘到试验人员生活工作的区域。空爆时，要保证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升到平流层，由高空风带走。由于地球旋转的偏向力，在罗布泊所处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会产生从西向东吹的风，称为西风。

而对流层顶断裂处风力突然变大，被称为西风急流。蘑菇云要爆的足够高，产生的放射性灰尘才能由西风急流带走，绕地球很多圈慢慢掉到地面。气象团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核爆炸灰尘在空中运行的烟道，确保不会通过北京市区。

▍误闯爆心的小战士成了宝

曾有一次核弹爆炸之后，基地由部队来的一个司机，出于好奇，也由于无知，核爆炸不久开车到现场观看，无意中行驶到爆心附近。他没有做任何防护，受到强烈辐射，浑身的毛发都脱落了。

基地得知之后，把他当成了宝贝。以前核试验，只能用笼子里的猴子和其他动物做实验，没想到天上掉下来一个真人。这个小战士马上被安排住进位于新疆马兰机场的部队医院医治，被严格保护起来。为了让研究对象安心住在医院，组织上还给他安排娶妻生子，度过安稳余生。（我猜，也是为了研究辐射对后代的影响。）

▍在蘑菇云里飞行的英雄

为了研究爆炸的效果和强度，实验需要采集蘑菇云的粉尘进行分析，对人和飞机都是一次生死考验。采集样本要求飞机在核弹爆炸后 30 分钟内在 8000 米高空从蘑菇云中穿过去。当时国外使用高空高速无人机，但我国没有。只能由最优秀的飞行员们驾机取样，飞机两边装上收集器，从蘑菇云中穿过去，简直就是死神之吻。

摘自网络：1966 年 10 月 26 日晚，吴玉恒找到大队政委温力圻，交了 10 元的“最后党费”，为完成这次任务立下生死“军令状”……吴玉恒清楚地看到了核弹爆炸的瞬间。绚丽的火球翻滚着迅速升空，不断变化着颜色，刚开始爆炸时看到的是红色，接近时变成粉红色，最后凝聚在空中，形成巨大的蘑菇云，再远一点看时成了灰白色。

吴玉恒驾机按规定时间冲进蘑菇云。顿时，他感到全身被巨浪裹挟冲击，机身剧烈颠簸并嘎嘎作响，整个飞机好像要散架了。他集中注意力，尽力保持飞机的平衡，严格按高度、航向直插蘑菇云中取样。在云中飞行 6 秒后，吴玉恒机组第一次冲出蘑菇云。但仪器指示搜集的剂量不够，机后的红色指示灯不亮，立马，他与战友又冒着生命危险，飞机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再次进入蘑菇云，当飞机刚飞到蘑菇云中间时，红色指示灯亮了，这表明所搜集的剂量够了，圆满完成任务返航。

1976 年前后，老安和同事们去南京航空学院调研用无人机采样的可行性，提出可行方案。后来终于研究出无人飞机取样，结束了像吴玉恒那样真人采集的英勇任务。

▍913 事件，树倒猢狲散

1971 年 913 飞机坠机当天，当时老安正在核试验基地参加实验。跟老安一起配合工作的空军官兵来自南京军区。这些来自江苏的官兵们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老安注意到这些官兵每个人手里都带有一本小红书，是专门吹捧林家父子的小册子，他们每天还拿出来学习。

那天中午，这些来自江苏的中层干部都被叫走，说是要开会传达重要消息。开会回来之后，老安明显感觉到大家都垂头丧气，情绪低落，一个个闷声不响。其中一个干部，还过来问他，为什么早上提出借书，是不是听说了什么？几天之后，基地上传达了飞机坠落的事，这才知道同来的官兵情绪低落的原因。这些官兵们回到江苏之后，会不会受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惊险大片：飞机带着没爆炸的氢弹回来了

当天，一架强 5 飞机投氢弹试验，飞机携带核弹头从马兰机场起飞，指挥员是空军 5 师师长宋占元。到了爆炸点准备投弹的时候，发现弹头无法投下。当时总指挥杨焕民，国家科委副主任朱光亚等领导们都在马兰机场的塔台上。飞行员经一次投弹，没投下来。经两次应急投弹，仍然投不下来。飞机油量只剩 30 分钟，飞行员请求带弹着陆。

对飞机而言，降落是最危险的时刻，而这架飞机显然是有问题的。万一氢弹爆炸，什么后果？在场所有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与北京周总理紧急汇报。总理指示飞行员返航，为防万一，机场所有人转入地下掩体，只剩指挥员留在塔台，协助飞机降落。如果核弹爆炸，对整个机场是毁灭性的。地下掩体的人或许可活命，塔台上的人则灰飞烟灭，骨灰都找不到。

老安和其他人马上转移到机场的地下掩体，等待飞机降落。机场大部分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见广播让大家转移的通知。我问老安，有没有害怕紧张，他回答，紧张肯定有的，害怕还不至于。问他怎么能不害怕，他说核弹有保险装置，不会爆炸，要相信科学。

飞行员杨国祥，来自济空潍坊军用机场，曾是强五轰炸机试飞员，很有经验，心理素质极好。驾驶飞机安全降落后，塔台和地下掩体的人们都不禁一阵欢呼。杨国祥飞行员立了大功，由于是少数民族，还被誉为“彝族之鹰”。

带弹着陆成功的消息报告给周总理，总理说，“带弹着陆成功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事故发生的原因很快搞清，是因为氢弹推送装置变形而造成的故障。对氢弹推送装置进行改造之后，于 1972 年 1 月 7 日，再次进行试验，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成功。

▍那天，全国只有一架飞机在飞

1976 年毛主席逝世，我老婆还是幼儿园小朋友。根据她的记忆，班里二十岁出头的小老师把小朋友召集到一起，排成几排。站稳当之后，老师开始讲话。说着说着抽泣，抽着抽着，说不下去，大哭起来。幼儿园小朋友不懂老师为什么哭，但是前排的小朋友可能迫于压力，或是被吓到了，也开始哭了。一旦前排开始哭，就像传染病，后排的也一个一个开始哭，越哭越起劲，简直是哭声震天。当然有人就是哭不出来，心里甚至觉得有些好笑，但怕老师看出来，跟着假哭，也是嚎啕大哭。

1976 年，是悼念的年份。几乎每个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在胳膊上用别针别上了黑纱，就是一圈黑色的布，套在上臂的位置。这一年全民手工做花圈，幼儿园也一样。用白色的皱纸扎小白花，有的别在胸前，有的做成花环和花圈。

老安对 1976 年的记忆跟我老婆很不一样。一直在外工作的他，并不记得全民戴黑纱、扎白花、嚎啕大哭的日常场景。他好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科学世界里。

1976 年 9 月 9 号早上，老安和其他计划参与核试验的同事们一道，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乘坐一架三叉戟军用飞机，计划飞新疆马兰机场。飞到武威机场上空时，空管令飞机迫降。迫降之后，大家疑惑地在机场休息、吃饭。

机场的人解释说，当天早上九点钟发布了全国禁飞令，你们的飞机是七点钟起飞，现在必须迫降，请示北京决定能否放行。空管部门请示北京说，这架飞机要去新疆做核试验，带了实验器材和技术人员，时间敏感，不可停留，终被放行。走的时候，机场的人神色不自然地说，小心一点，全国现在只有你们一架飞机在飞。

到了马兰机场，大家才知道，毛主席逝世。

▍跟钱学森汇报工作

虽然毛主席刚去世，核试验团队可没停止工作。1976 年，团队向核试验领导汇报。总领导是朱光亚，钱学森和程开甲到场。会议由朱光亚主持，大家都坐齐了，马上要开始的时候，钱学森走进来。

钱学森着便装，披军大衣，没有走到主持人身边，很随便地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见到钱学森，老安非常激动，他是空气动力学的大牛呀！当年老安在大学读书，空气动力学教材就是钱学森写的。以前汇报工作，参会的领导都特别严肃，很有压力。钱学森不一样，非常平易近人，坐在旁边沙发上，发言提问也像和你闲谈一样，让大家一点都没有压力。

老安记得钱学森提了三四个问题，最关心的是飞机的受到冲击波的动态响应，能不能保证飞机的安全。老安回答说计算的安全系数放大了两倍，都能通过，应该能保证飞机安全。钱学森貌似很满意，汇报顺利结束。

▍四人帮倒台

毛主席去世之后，四人帮倒台。沧海变桑田，很多戏里的故事真实上演。

空一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二研究室有一名技术人员，对文革不满，私下骂了一句“江青那个娘们儿！”被旁边一起开会的同事听到，把他检举了。这个骂江青的技术员被一撸到底，开除军籍，送回原籍，老婆跟他离婚。检举他的同事，心里一直不安，很早患肝癌去世。

老安办公室里的老史，虔诚地热爱毛主席。四人帮被抓，文革宣布结束后，老史在党小组会上的辩论中还是说“文化大革命好，今后还应该多搞几次。”他的事迹被党支部的同事们一五一十汇报到所领导那里。虽然老史一贯表现无可挑剔，每次核试验都冲在前，不怕死不怕累，因为这句话他不认错不收回，所里只好继续向上反映，他不得已只能提前离休。1980 年前后老史离休的时候，只是团级。如果他不提前离休，起码可以升至师级才离休，福利会好很多。

老安那时候还没有入党，被动地躲开了很多敏感讨论。以老安的直脾气，没有早入党可能反倒保全了他。

▍最后一次地面核试验

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中美关系正常化，隔三岔五核试验的日子过去了。1980 年，老安最后一次接到了参加核试验的任务。除了第一次核试验，老安去了爆炸现场拉飞机，之后很多次核试验，他作为投弹飞机安全的负责人，都待在马兰机场，没有去到核爆现场。前面说到，核试验中，需要进行飞机地面防护及测试，负责这项工作的同事，每次都要进到核试验基地和爆炸现场附近，在那个缺乏防护意识的年代，他们被辐射的几率远大于岳父。

最后一次地面核试验，不知为何没人愿意进核爆现场，办公室里的人推来推去，最后推老安去。他最年轻（尽管已 48 岁），还曾经在核基地拉过飞机，所以安排他去核基地打头站。

所有人进入核基地，飞机摆放好位置，原子弹就位，就等爆炸了。突然接到指令，停止试验，命令还明确说以后再不搞地面核试验了。撤离的时候，后勤部把基地的东西全部搬空，大家从此别过，再没有回去过。原来，中央政府在国际压力之下，决定永远停止地面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核试验。

就这样，老安跟飞机核试验相关的工作内容从此结束。因此没有再次受到核辐射伤害，此乃幸事。

老安办公室一共 14 个人，其中多人因为研究项目的要求经常到爆炸现场铺设电路，安装测量和记录仪器，采集核爆炸产生光辐射和冲击波的相关数据。大家需要在核爆现场附近生活和工作很长时间，爆炸后还要即时取回测量仪器。

经常去执行地面测量的 4 个人，都罹患癌症。第一个去世的，就是坚持去爆心取样的老史，因胰腺癌去世。研究室主任因皮肤癌去世，清华毕业的搞冲击波和光辐射测试的同事，肝癌去世。地面测试的同事，膀胱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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